在中国历史中，法家思想一向以刻薄著称，法家最擅长者，莫过于透过儒家用理想交织的轻纱，直指社会人心的要害。然而当时法家的慧眼却只着重于为一极小的特权阶级谋利益，妄图以这份洞察驱使人民为牛马，为奴隶，为全无思想只会听话做事的机器，毫无温情可言。

西汉司马谈在《论六家要旨》中指出：“法家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，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。”更是评价商君“刻薄而少恩”。然而近代以来，为法家伸冤平反之声也屡有之。此种推崇之声的发出，自然与当时救亡图存希求建设法治社会的时代背景有关，但不论毁誉，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，法家思想作为百家争鸣中特立独行的存在，其思想观点依然有着积极意义。

商鞅的名字是与“变法”二字紧密相连的。商鞅的变法理论“不法古，不修今”，国君为政应该顺时而变，顺事而变，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合乎现实的决策。这样的变法精神为以后的中国历史注入了多少新鲜的活力。

纵观《商君书》，我们可以看出“农战”二字实为商鞅法家思想的核心，所有弱民、愚民的措施都是为了这两个目的。农战思想中的唯以农以战得富贵官爵的想法，也最终由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实践，按照军功授爵，打破了以往按照贵族血缘授爵位的制度，打破了爵位授予的偏见，这便是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前身罢。

除了在传统的农业方面着眼，《商君书》中还提出了“不宿治”的观点，要追求行政效率。但是国政向来繁杂，千乘之国的君主又如何能做到“不宿治”呢？《商君书》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：“故有道之国，治不听君，民不从官。”所以，国君要做到“不宿治”并不是任何事情都要亲力亲为，关键是要用法律、用刑赏让百姓心中自然有规矩可行，那么便可以事断于民，断于家。通过鼓励人民遵纪守法从而提高行政效率。法家在推崇法治的同时，也对人治思想提出了批判，指出按照统治者个人的意志或裁量权来统治是不妥当的，而贤明的统治者更是可遇而不可求。“以法为教，以吏为师”，方能做好民众普法、用法以及增强法治意识。

往事越千年，法家思想依然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着镜鉴。我们要主动吸收其中蕴含的制度革新勇气和法治智慧，让这千年星火在新时代绽放出不一样的光芒。